原文在这里 译者：Stony（自我介绍呢？）

杰西卡·马绍尔发问：悲伤是人类必要的情感吗？是不是到了永远驱逐它的时候了？

忧伤百害而无一利？

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哦，已经一月份了。长假过后你身体发福、钱包瘦身，但真的没必要为此烦恼。苦恼让人浑身不适、心情欠佳，现代社会崇尚快乐至上，绝难容忍任何人沉溺于绝望之中。何况现在我们有了对症良药。

抗抑郁药有助驱散悲伤的情绪——不光是临床抑郁症的那种生气全无的沮丧情绪，也包括大多数人会经历的困难时期（失业、分手或者丧亲）的情感。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也就不足为怪了（见图）。

但是用药物治疗悲伤真的好吗？越来越多的精神健康研究界人士警告并非如此。面对日益增长的将寻常悲伤当作疾病治疗的趋势，他们深感担忧，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生物学的核心理念。他们主张悲伤是为着进化的目的，如果我们丢掉了悲伤就会被淘汰。

“在我们身上发现的生物现象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必然有其优越性，否则我们就用不着背负这个累赘。（用药物治疗悲伤）这是拿生物结构开玩笑。”纽约大学临床社工（clinical social worker）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如是说，他也是（失去的悲伤：精神病学如何将正常的悲伤转变为抑郁障碍》的作者之一（与艾伦·霍维茨（Allan Horwitz）合著，牛津出版社，2007）。

照这么说，我们也许应该接纳悲伤的情感。然而又有很多精神学家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警告说悲伤很容易转为抑郁。就算确实有伤心事，只要当事人认为必要，就应该被允许依靠药物来缓解伤痛。

那么哪种意见正确呢？我们能远离悲伤生活吗？还是说悲伤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态？

证明悲伤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的证据颇难取得，但关于我们为何会感到悲伤已经有了多种理论。悲伤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这点可以在其它会流露悲伤情绪的灵长类动物中得到印证。失去地位的类人猿如果不夹着尾巴溜走就会被视为仍在挑战猿王——这会要了它的命。

韦克菲尔德相信人类的悲伤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帮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我认为强烈的负面情感有中止正常生活的作用，使得我们暂时专注于另外一些事。”负面情感可能有心理威慑的作用，从而预防第一时间犯错误。比如在面对恋爱等我们珍视的事物时，悲伤的阴影使得我们不会不顾一切地投入其中。

更有甚者，英国加的夫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保罗·基德威尔认为即使是深度的抑郁也可能将我们从长期的压力中解救出来。他认为，如果不抽出时间来反思，“你可能会长期承受压力，直到精疲力竭或死亡。”他还认为将表露悲伤做为一种沟通方式可能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我们以悲伤的表情告知其他社会成员：我们需要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阴暗的情愫常常和创造性有密切的联系。史上被抑郁症和人格分裂折磨的伟大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比比皆是。虽然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公认的天才来进行大型受控实验以验证这一观点，但很多较普通的创造似乎确实与情绪障碍有着某种联系。哈佛大学的莫杜普·艾金诺拉和温迪·贝里·门德斯（Wendy Berry Mendes）发现有抑郁迹象的人在创造性工作中表现较佳，这在接收到旨在加重低落情绪的回馈后尤为明显。研究者认为负面的回馈使得人们反思不愉快的经历，从而引发潜意识中的创造性思维，或者也可解读为负面回馈促使有抑郁倾向的人努力工作，以避免将来心情不爽。（ 《个性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第34期，1677页）。

别高兴，苦恼吧

有证据表明过度快乐可能会危及你的职业生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精神病学家埃德·第耶内（Ed Diener）和他的同事发现，在总分为10分的快乐程度量表中，得8分的被试在收入和教育程度上都比得9分和10分的被试成功，而后者则在恋爱中更为成功 （《心理科学观点》，第2期，346页）。

这可能只是说明了最快乐的人重视恋爱关系超过权力和成功，但也可能表示“过于快乐”的人失去了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基德威尔认为用药物治疗悲伤也有相同的作用——淡化不幸的境遇的后果并夺走人们改善生活的动力。对于那些真正的问题并非抑郁（而是恋爱不顺等等）的人而言，让他们服用抗抑郁药可能会使其继续处于不健康的状态，而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不管适度的悲伤是否有积极作用，所有人都认同临床抑郁症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不幸的是我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参阅《悲伤还是抑郁？》）。正常的悲伤本可以促使我们在失业或分手后重新评估我们的人生，但有时被用药过度；而临床抑郁症有时又被低估而用药不足：两者哪个更危险呢？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大脑与思维研究院的伊恩·希基坚持认为抑郁症没有被过度诊断，且他宁愿其被过度诊断也不愿意看到严重抑郁的人们遭受忽视。他指出有证据表明当抑郁症确诊数量上升时自杀数量在下降。他认为认真地进行边缘性抑郁诊断十分重要，因为“大多数自杀并不是发生在最严重的抑郁症状中。”

然而，对于在不确定患者是否有必要用药时就开具药方的做法，韦克菲尔德表示了担忧。他指出，暂且不论其它因素，抗抑郁药是有副作用的，有些还非常严重。

我们需要悲伤

那么如何看待人类的悲伤呢？当生命中发生重大事件时，我们应该悲痛难已、无法自制，还是跑到医生那里、寄望药物能够加速我们重回快乐的心路历程？

位于里奇蒙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CU）精神病学家肯·肯德勒（Ken Kendler）指出，对于某些人来说，最好还是不要带着悲伤生活。曾有一位年近30岁的母亲到他那里做心理咨询。她患有大动脉缺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因动脉破裂而死，但却无法通过手术进行矫正。在知道这个无情的事实后她就郁郁寡欢，但她不想在余下的生命中成为家庭的累赘。

“在我看来，以她的处境这是无可厚非的逻辑，”肯德勒说。“我让她服用抗抑郁药。再次来会诊的时候她显得乐观多了。就这个案例，如果要说我剥夺了这位女士体验适度悲伤的权力、妨碍她更深刻地体味其中的意义，未免太不切实际了。”

而对于没有遇到如此极端问题的其他人来说，加州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特伦斯·凯特（Terence Ketter）认为应该更加谨慎。“幸福的代价是自满。”而悲伤仍是有用的情感：“不满现状会驱使人们做出改变。所以，你不应该扼杀或漠视情感——它实际上是一种信息。”

基德威尔对此表示同意。在回应韦克菲尔德在哈佛的创新研究时他说到：“显然，如果没有成功达到目标却不感到悲伤，就不会回顾目标并加以反思，从而尝试改变前进的策略。狂热而昂扬的心态可能导致盲目燥进。”

那么有没有两全齐美的办法？双方都认同可以不用药物走出忧郁。“一种办法是反思不高兴的原因，”韦克菲尔德说，“还有就是在观察中等待。多角度观察情况会有助于做出最佳选择。”

第耶内也建议不要沉醉于永葆快乐的诱惑（见《有病必开药》）。“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还不够快乐。”他说。他引述了一项使用情感认知软件测试蒙娜丽莎内心情感的研究（《新科学家》，2005年12月17日，25页）。结果表明她的快乐指数是83%，余下的则是混合了恐惧与愤怒的负面情感。似乎确然如此。

有病必开药

当第一种抗抑郁药于1950年上市的时候，营销公司认为抑郁人群的数量并不足以使这种药物盈利。然后到了2000年，抗抑郁药仅在美国一地的产业规模就达到了70亿美元。接受抑郁治疗的门诊病人在1987年到1998年间增长了三倍。

很多人指责制药业是导致抑郁确诊病例激增的幕后推手，尤其在美国等地，制药公司可以在电视、广播和杂志上直接向消费者作广告，这种推动作用就可能更为直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C-Davis）的理查德·克拉维茨的近期研究即旨在测试这一观点。

克拉维茨派演员们去门诊，其中一半的人表演抑郁症状，另一半形同常人。每个演员或者特别要求抗抑郁药帕罗西汀，或者不指明地要求某种能够改善病情的药，或者不要求开药。结果不管是否表现出抑郁症状，要求药物治疗的人得到药物的可能性都比没有要求开药的人高（《美国医学学会期刊》，第293期，1995页）。

澳大利亚悉尼黑狗学院的戈登·帕克（Gordon Parker）也指出，制药业确实从多少有些宽泛的抑郁症定义中获益：“由于缺乏精确的定义，制药业可以理所当然的说‘我们只是在治疗广义的一般性症状。’”

也有人并不信服病人被引导用药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是医生和制药业在推销抗抑郁药。我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人们对自身良好生活的愿望。”悉尼大学大脑与思维研究学院的伊恩·希基说。“人们总是希望过得更好。我认为临床诊断的抑郁症不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就好像手术是严肃的事，但并不妨碍整容手术行业的发展。”

悲伤还是抑郁？
如果你连续两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有以下症状中的五种，包括前两种症状中的至少一种，你已经满足了重度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 情绪沮丧
· 不再享受日常活动或对其失去兴趣
· 体重/食欲增长或减少
· 失眠或嗜睡
· 感到疲劳或失去活力
·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过度或不恰当的自责
· 犹豫不决或无法集中精力
· 走路或书写不稳定，或身体行动迟缓
· 想到死亡或自杀

这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中引入的定义，改变以往根据病患个人个人生活情境的定义方法而采用了更加客观的症状列表。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明。根据DSM标准，如果你在亲人逝世后有这些症状不会被认为是抑郁，而是丧亲之痛的正常反应。

然而也有人认为丧亲并不是唯一应被排除在抑郁诊断标准之外的悲伤类型。纽约大学的杰罗姆·韦克菲尔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诸如离婚、生病、失业等挫折也应该被排除在抑郁诊断之外，因为这些不愉快而又常见的事件也能引发相似的症状。

“任何使你无法发挥在快乐的时候的能力的负面情感（除了丧亲之痛）都被归类为抑郁障碍确实使人困扰。”他说。

在 200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维克菲尔德的团队研究了上千个满足重度抑郁症标准的人，其中一些是由“标准”的丧亲事件导致发病，而另一些是由其它挫折造成的。 该团队发现这些人的抑郁症状十分相似。“这表明大约25%的会被诊断为抑郁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很可能是（对挫折的）正常反应。”韦克菲尔德说。另外，有时候因其它缘故悲伤的人同丧亲人群的症状之间很难区分开来。 《普通精神病学文献》,第64期，433页）

韦克菲尔德认为这意味着其它形式的正常悲伤也应被排除在DSM诊断标准之外。然而也有研究者支持相反的观点：包括悲伤在内的任何引发抑郁症状的事件都不该被排除在外，而应该被诊断为临床抑郁并进行相应治疗。

位于里奇蒙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肯·肯德勒就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之一。他做了与韦克菲尔德相似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对比了丧亲相关的抑郁和因其它压力事件造成抑郁的个人，发现两组人群的症状之间几乎没有差异。他在报告中写道：“丧亲相关的抑郁往往是会复发而受遗传因素影响的，会逐渐减弱，且疗效显著。”而不仅仅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件。 （《美国精神病学期刊》，第165期，1449页）。

下一个版本的DSM将于2012出版，因此接下来的几年中关于抑郁症诊断标准的争论可能会日趋激烈。然而对于一些学者来说，问题不仅仅是将部分情况排除在标准之外，而是标准门槛过低了。澳大利亚悉尼黑狗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和执行主任戈登·帕克就认为过低的抑郁症诊断标准并无益处。

“ （标准过低）已使精神病学堕入黑暗年代。”他说。在他看来，过于宽泛且缺乏情境的抑郁症定义毫无用处。“假设你去全科医师那里，他告诉你：‘我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你有严重气绝症状。’这有点答非所问。你想知道的是得的究竟是肺炎、哮喘还是肺栓塞，这样才知道疗法是否合理。如果只做表面的诊断，你怎么能知道病理学上的要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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