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2日，在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的达尔文餐厅，举办了纪念达尔文生辰的小型聚会。在这个系里工作的所有科学工作者，包括世界闻名的进化论斗士理查得.道金斯教授，都在这一天共同感念为他们毕生工作奠下基础框架的达尔文。在这个聚会上，一位系里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对我说：“达尔文不是天才，甚至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科学家，他只是一个勤奋工作于自己爱好的人，如同其他英国科学家。”

作为初涉科研的学子，觉得自己除了垃圾还是垃圾的我，从进入系里的第一天，便开始诚惶诚恐地翻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却发现伟人的成功之路其实并不神秘。达尔文的故事简直是所有优秀科学家生平的模板：个人天赋，勤奋工作，热爱科学，外人相助。也许他只是更幸运了些，生在科学发展迅速的年代与富裕且有文化的家庭，并拥有安详稳定的后半生，可能他自己并不如此认为。

1836年，27岁的达尔文回到了英国。这次远航也许相当于如今年轻学生的博士学习，为达尔文一生从事的自然研究工作埋下了种子。远行中收集整理并归类得的标本、化石，详细记下的笔记与日记，均成为日后达尔文发表理论的重要依据。他还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理论推导，在研究了海洋与大陆土地的不同后，他推断了珊瑚礁的形成过程。这在后来成了他写作的《贝格尔号之航》（The voyage of the Beagle）的一个重要章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前言介绍的第一句话是：“当我作为自然学工作者登上了贝格尔号（HMS Beagle），我为南美物种的地理分布与古生物及现代生物的地质联系所震惊。这些事实启发了我对物种起源的思考。”

剑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英国皇家文学院士Dame Gillian Beer在她的书中写着：“（在远航的时期），达尔文学会了观察、说明、写作，并且将写作作为部分解释过程。通过感官体验、记录、收集、校对与评价，他获得信心以理论思考，大胆假设，并将其仔细归纳，而非轻易以狭窄的经验主义去解释。”“（达尔文）并没有像他的同时代科学者一样建筑空中楼阁的理论。”

归航后的达尔文在家短暂停留后，便赶到剑桥与他的老师亨斯娄教授进行对标本进行整理研究，之后又搬到伦敦与其兄长一同居住，以方便其夜以继日的研究工作。生物演化的理论开始在其脑海里萌芽。达尔文还寻求了其他自然学者的帮助以共同进行研究。这个合作的名单后来不断地变长，其中有许多垂辉千古的名字，比如地质学的奠基人莱伊尔（Charles Lyell），古生物学家与动物学家欧文（Richard Owen）、设计了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的数学家与工程师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测定了太阳常数的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Herschel）、鸟类学家兼画家古尔德（John Gould）、植物地理学家虎克（Joseph Dalton Hooker）、植物学家格雷（Asa Gray）。这是一个科学多么繁荣的时代。

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达尔文是极度幸运的。家境的富裕与父亲转变心意的支持，使他无需考虑生活来源。他也不用像现今许多科学工作者一样被杂事缠身，无需申请项目基金、审阅论文、管理系科、教书育人等，可以专心于无报酬的科研工作中。

两年后的达尔文，许因过度工作的疲倦与压力，开始疾病缠身，且治疗无效，从此病痛伴随着他度过了余生。有说是由于被南美的椎蝽（Chagas Beetle）啮咬所致，也有说是巨食道症引发的心理生理性疾病。尽管医生劝说达尔文减少工作量，但达尔文怎肯脱离他深深迷恋的工作。疾病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却也使他远离上流社会社交烦扰，一心从事他所爱好的自然研究。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贝格尔号之航》。这本书原为弗里茨罗船长口述记录一书的第三卷，之后又独立翻印了两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此书文笔优美，故事奇特。同年，他成为皇家学院院士。随后他又出版了《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coral reefs)、《贝格尔号航中火山岛的地质观察》(G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volcanic island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南美的地质观察》(G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south American)、《蔓足亚纲的专述》(A monograph on the sub-class Cirripedia)等著作。在常年刻苦的科研写作中，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与物种演化的思想逐步地成熟。

荣登院士的五天后，他与此后终生挚爱的表姐爱玛结为夫妇（Emma Wedgwood）。这位美丽有教养的女子，是曾经支持达尔文出海的韦奇伍德二世舅舅的掌上明珠，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还在婚前，达尔文罔顾父亲的提议，拒绝向爱玛求婚，却大谈他的进化论思想。温柔的爱玛回信告知，她非常欣赏达尔文的坦诚，也表示了两人的思想分歧会对日后生活造成影响。此后达尔文日益病重，远在家中的爱玛十分焦急：“我亲爱的查理，请你不要再生病了，直到我可以在你身边服侍你。”

婚前达尔文为自己开了张单子，列出结婚的所有优缺点。结婚的优点包括“持续的伙伴与年迈时的朋友”“有人照顾起居”，而缺点则包括“减少买书的钱”“浪费时间”“孩子很烦”，在纸上他留下的最后结论是：“胜于养狗”。于是他听从家庭的安排，以英国新教典礼与爱玛结婚。两个家族的世代联姻又再次延续下来。达尔文花费2200镑在肯特郡（Kent）置办豪宅，离开伦敦与新婚妻子搬进了新居唐宁屋（Down House）。

19世纪年间，英国乡间生活如同简.奥斯汀描述得一般美好。婚后的爱玛安心生育，相夫教子，达尔文则一心工作，很少出门，只在家中与花园里做少量的实验。随同当年流行畜养家鸽及其他家养生物，他观察得生物的遗传形状，理解了“人类选择的力量如何使生物有了微小变异”。受到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著作《人口论》（On population）的启发，他得出结论 “动植物王国里的马萨斯主义”“求生存而挣扎”。唐宁屋花园里的林荫小道，是他的思考小径（Thinking path）。1842年，达尔文将他的重要进化论思想写作成一篇文章，并在1844年做了扩展。此后的几年中，他不断修正此文，并将此文章交予他的合作者兼朋友虎克、莱伊尔等指正。

与爱玛的婚姻生活依然美满幸福，只是两人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爱玛给父亲去信“为以后查理不可以上天堂而无比痛苦”。婚后10年，达尔文拒绝再与妻子与儿女一同去教堂做礼拜。有时他将妻儿们送至教堂门口，便离开在外散步，而爱玛依然虔诚地十年如一日向祭坛祈祷。

1851年，达尔文最钟爱的女儿安妮病逝，给全家人带来无比伤痛。“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她走过了短暂却快乐的一生。”爱玛告诉其他孩子，安妮去天堂了，天真的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担心调皮的安妮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依然病痛缠身的达尔文则默默地回到书房，更加抓紧工作，只是偷偷给爱玛留下了遗嘱，请求爱玛在他如果突然离去时，将他最珍贵的书稿交给值得信赖的朋友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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