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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一些基础医学理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生理学、病理学与临床医学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旧的权威悉数崩塌,症状、诊断与疾病本质之间所形成的立体网状关联越来越清晰和丰满。

饶是如此,治疗方面的进步却相当缓慢,大量疗效可疑的药物和疗法被继续使用,这种情况一度导致了治疗虚无主义情绪在部分医生中的流行,那一时代医生的苦闷,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与后代相比,他们手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治愈是不可能的奢望;与前辈相比,他们已经无法继续自欺欺人地使用自己不认可的理论和手段去治疗病人……

作为早期的觉醒者,他们意识到诸如放血疗法之类的治疗可能没用,也发现大部分药物非但没有多大效果还可能有害,以至于曾有人戏称,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药物都倒进大海,人类的健康状况也许会好一些,不过鱼可就遭殃了。

因此,我们不能将这种治疗虚无主义情绪的流行,单纯地理解为医生对治疗的消极,公正地说,是这些医生不愿意放任无效或不合理的药物及疗法的滥用,即使那样做能换来更多的收入。

良知,很多时候会成为赚钱的障碍。

所以有些医生反而对尸体解剖比治疗更有兴趣,起码他们在最后能揭示症状的可能成因,并在这一揭秘过程中聊以自慰。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有效的药物接连出现,疾病的治愈已非传说,这让习惯了绝望的医生和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也许今天还不能治愈的疾病明天就会有突破,因为奇迹总在不断地发生。

但这样的治愈奇迹迟迟没有降临在先天性心脏病领域。

直到在19世纪末,医学界仍普遍认为,一个因先天心脏畸形而发生青紫的孩子——被称作“蓝婴”(blue baby)——超越了手术可以纠治的极限。在心脏外科出现之前的漫长的岁月里,那些不幸生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家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摧残可怜的孩儿,在一片愁云惨雾中,静待死神的不期而至。

很少有人知道,最初为这一绝望领域带来希望的是两位女性。

我们都知道,古代乃至于近代女性的社会都是偏低的,医学领域长久以来也一直拒绝女性的进入,这种认为女性不适合当医生的偏见其实直到今天也有残余,以至于后来有文献提示在管理病人方面女医生比男医生其实略有优势还让很多人(尤其是部分男医生)不愿意相信,女医生今日所拥有的江湖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大量女医生以出色的业绩证明了女性可以在医学领域做得很好,甚至可以比男性更出色,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样的两位女医生说起,正是她们将那铁幕一样的黑暗劈开一个豁口,让不幸的家庭窥见希望的光明,同时也为女性的从医之路踏平了障碍。

第一位是加拿大病理学家艾伯特(Maude Elizabeth Seymour Abbott,186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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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随即弃她而去,好在62岁的外婆(这位外婆是加拿大第三任首相John Abbott的表亲)收养了她,好一个令人心碎的人生开端,但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却为手术刀能够修补心脏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885年,她在高中毕业之后申请麦克吉尔大学医学院,但因为她是女生的缘故而被校方拒绝了,后来唐纳医学院开设了麦吉尔医学院的分院,她才报名成功,并成为班级里的唯一一位女同学,1894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希望进入麦克吉尔大学医学院做实习生,结果又被拒绝了,原因还是因为她是女生,即使她的毕业成绩远较她的大多数男同学成绩更好,麦克吉尔大学医学院还是没能为她破例。

医学界对女性的歧视令她的事业一开始就遭遇挫折,正如正如尼采所说的,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没能申请到在大医院做实习医生机会的艾伯特只好独立执业,1897年开了一家专门治疗妇女儿童疾病的诊所,在此期间,她发表了一篇病理方面的论文,这引起了麦克吉尔大学医学院病理系的注意,1898年她获得了在麦克吉尔病理博物馆工作的机会,成为该馆的助理馆长,1901年成为馆长。

被后人称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也曾在麦克吉尔大学医学院任职,他建议艾伯特不妨以先天性心脏病为研究方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心脏标本,1905年,奥斯勒邀请她写了他所主编的《现代医学》中「先天性心脏病」一章。他宣称这是他曾经读过的关于先心病这一领域里最优秀的阐述。

此时,她已成长为为先天性心脏病研究领域的世界权威。

1936年,她毕生心血凝成的著作《先天性心脏病图谱》出版,该图谱描述了超过一千例临床和尸检的记录,充分展示了人类心脏畸形的复杂多变。但所有的这些先天性心脏病,在当时都是无法治愈的,她希望她的工作能促使这种类型的心脏病最终被治愈,遗憾的是,这一夙愿并没有在其生前达成,不过,她在死前的几年见到了后来帮她完成夙愿的接班人塔西格(Helen Brooke Taussig,1898—1986),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位为先心病治疗方面带来希望的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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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格的命运在很多方面跟艾伯特都有点儿像,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塔西格简直就是加拿大艾伯特的翻版,但塔西格毕竟稍稍幸运了那么一点儿,在治疗方面,她比艾伯特走的更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塔西格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哈佛大学一位出色的经济学教授,其母是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该女子学校与哈佛大学渊源颇深,两校于1977年正式合并)的植物学家。在塔西格十一岁时,母亲死于结核,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少年丧母这样的打击更为残酷的呢?这也许是后来塔西格选择医学的原因之一。很难想象这样堪称“黄金组合”家庭的孩子,居然会在学习期间饱受读写障碍的折磨。

在父亲精心的帮助下,塔西格克服了这一困难,并像母亲一样也考入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她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坚持申请继续攻读医学学位,但哈佛大学医学院却拒绝了她,因为当时哈佛的传统是拒收女生,哪怕你有一个身为哈佛著名教授的父亲也不行。后来一位前辈建议塔西格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这所学校在成立之初就有部分妇女的捐款,因此这所学校每年都会象征性地招收部分女生,这一回,塔西格果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所医学圣殿,并最终在这所圣殿里成就了闪光的业绩。

在今天,已经绝少有人会怀疑美国在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军地位了,可在19世纪末以前,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医学教育、科研以及实践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在美国进入医学院的门槛则非常低,几乎是只要缴纳学费就可以进去。1869年一位哈佛的校长曾经在一份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个国家的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需要彻底重整,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普遍无知和无能,但他们拿到学位后就能对社会为所欲为,这未免太可怕了。」

这一切都因为霍普金斯大学,确切地说是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创办而渐渐发生了变化。几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创业者迅速招募了一批在国际上声望极高的科学家来当教员,比如被称为四大创始医师的病理学家William Henry Welch,内科医生Sir William Osler,外科医生William Stewart Halsted,妇科医生Howard Kelly,这几位医界精英采取了一系列先进的改革措施推进学院的医学教育,创建了第一个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项目,见此情形,美国的其余医学院亦纷纷效仿。这使得美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一战前夕迅速赶上了欧洲,并在不少专业大有超越之势。

在20世纪初期,女医生凤毛麟角,更不必说在高手如林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了。但塔西格硬是以其优异的表现脱颖而出,赢得了导师们的认可。在前辈们的悉心指导下,她迅速成长,1930年她已是小儿心脏病专科的主任。在那个年代,塔西格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风湿热,许多风湿性心脏病失代偿期的患儿都缺少必要的医疗救护,在社工的帮助下,塔西格治疗了很多这样的孩子。这期间,也有一些先心病患儿被送到塔西格的病房,因为除此地之外,这些绝望的家长也没地方可去。但最初塔西格对先心病的治疗也别无良策,难道她也要像艾伯特那样仅仅收集死后患儿的心脏标本吗?在当时,应该没有谁比她经历过更多先心病患儿的死亡了。在多次目睹并倾听这些可怜家长诉说丧子之痛后,塔西格决心挑战这一手术禁区,为这些濒死的孩子们找到求生之路。

两位女性医学先驱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1年纽约的一次医学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Abbott做了关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报告。1938年春天,塔西格北上加拿大拜见艾伯特,艾伯特带着塔西格看了大量的心脏标本,尤其是法洛四联症,还看了不少影像资料(当年只有X光片)……经过长期反复观察、系统研究之后,塔西格发现,那些罹患法洛四联症的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动脉导管闭合后才会明显发生青紫,在塔西格所做的尸检中,那些最终死去的法洛四联症的孩子,其动脉导管都是关闭的。站在艾伯特等前辈的肩膀上,塔西格可以看得更远一些了。

根据这一临床观察到的现象,塔西格设想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管道来增加肺动脉的血流,将有可能缓解患儿紫绀的症状。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塔西格的设想只是基于临床观察的理论推演,但完美的理论不代表必然的理想结局,医学史上一些看似完美的理论在临床实践中折戟沉沙的例子举不胜举,因为医学科学不仅需要逻辑上的严谨更需要实证的有力支撑,塔西格的理论是能变成一个救治患儿的惊天神迹,还是会遭到难看现实的残忍屠杀?

这一切,均需要一次手术来证明,这注定是一次不寻常的手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有胆识的外科医生来完成这一任务呢?

这才引出了心脏外科领域一次著名手术BT分流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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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格与布莱洛克和托马斯等人的故事后来被导演约瑟夫·萨珍(Joseph Sargent)拍成了电影《神迹》(Something the Lord Made),于2004年,也即该术式创立六十周年之际上映。影片艺术地再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性命堪忧口唇青紫的患儿,在分流建立之后即转为粉红。需要指出的是,该片中黑人托马斯的贡献被大大地加强了,他成了贯穿影片始终的关键人物,这其实是对最初这一手术被学术界接受时,众人只知道塔西格与布莱洛克而不知背后还有托马斯有关。这一处理从艺术创作上来说无可厚非,除了向观众介绍一段医学传奇之外,也将历史上曾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揉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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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手术创意的提出者是塔西格,在当时在技术实力方面能够将其创意实现的也不只是布莱洛克团队(具体见《心外传奇》),但作为这一医学史上如此重大事件的真正的灵魂人物塔西格,在这部电影中仅仅做了一片绿叶,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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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医学领域长久以来曾一直拒绝女性的进入……”

  1. dindog说道:

    这篇文章很好。通俗而且切入点在近代女性进入的有一个领域和医学发展都是比较不熟悉的题材

  2. illusiwind说道:

    “1869年一位哈佛的校长曾经在一份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个国家的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需要彻底重整,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普遍无知和无能,但他们拿到学位后就能对社会为所欲为,这未免太可怕了。」”
    呵呵……现在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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